7月2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外国文学评论》主编梁展教授为广大师生带来了开元ky7818老版本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高端系列讲座第二季的第二讲《近代共同体理论：从政治学、人类学到社会学》。讲座由开元ky7818老版本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苏欲晓教授主持。在这一讲中，梁展教授聚焦近代共同体理论，以简练的语言深入剖析了近代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共同体理论模型，重点阐述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世俗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及其当代启示。讲座采取线上直播的形式，吸引了大量热爱学术的观众前来聆听学习。

首先，梁教授提出了本讲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在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下，我们如何重新思考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乃至结成所谓的“共同体”？自十七世纪以降，随着欧洲传统基督教共同体的瓦解，人们一直在努力尝试在世俗的层面上来重建共同体。冷战之后，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如何找到一种跨越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理论模型？

针对以上问题，梁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欧洲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方案以及对人类共同体模型的种种想象。洛克、霍布斯与卢梭都预设了一种人类的原初状态——为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而处于不断的冲突和战争状态。为规避这种人与人的战争，他们主张君主与臣民之间通过让渡和牺牲部分主权的方式建立起契约关系。法国大革命摧毁君主专制统治过后，这种社会契约论被人民主权理论模型所替代，理论家们主张建立摆脱君权的政治民族共同体，形成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国家。

梁教授指出，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成为政治民族国家，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潮流。二战前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多民族帝国之内的各个民族纷纷要求独立，民族国家建设达到高潮。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的苏联也解体成诸多单一的民族国家。梁教授认为，帝国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的确使广大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获得独立解放，但另一方面，族群分离使新兴民族国家失去了老旧帝国的军事防卫和经济支援，日益沦为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的牺牲品，造成其人民生活困苦的局面。

梁教授点明了民族分离主义给弱小民族带来的困境，并启发大家思考，如何阻止国家内部各个族群族裔的持续纷争和民族分离的趋势？先前维系多民族帝国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意味着缺少了一种可以支撑起多民族国家乃至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族群之间共同生活的粘合剂。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回溯到原始人类的共同生活方式，他们发现，原始人类共同体的参与者都是未达到成年状态的、失去世俗的财产地位乃至社会特权的新人。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承继范热内普（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理论，描述了人暂时脱离自己既定文化的一种过渡或边缘阶段。《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受特纳的启发，将印尼传统爪哇文化中“既非男孩也未成为人父”的青年期称为过渡期。在此期间，青年们离开家，到丛林深处寻找教师，并完全服从其权威。脱离了家庭和牢固的社会结构的青年们很容易凝结成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产生稳固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由此形成一个超越所有世俗等级差别的共同体。

梁教授进一步说明，这些学者将原始人类共同生活的状态投射到现代社会当中，认为只有去除了个体的社会地位、主体性、财产、性别关系，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共通体验。人类学家建构的这种共同体取消了个人的财产、地位、身份，而是依靠义务让人们联合起来。这实质上仍然是中世纪基督教的无功利的、美学的共同体，或者说是情感的、信仰的共同体。梁教授指出了这种模型的弊端：它忽视了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共同体。现代的民族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一种近代所发明的财产所有关系之上，寻求精神和宗教因素之外，更为合理有效的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和政治参与的方式。

梁教授就此谈到，这时重读马克斯·韦伯就非常具有启示意义。韦伯与强调宗教和精神因素作为判断共同体标准的看法相反，更看重在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经济维度。韦伯将所有共同体类型的产生归因于人类为了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由财产而形成的团体。韦伯认为，共同体并非先在的、自然缔结的、静态的精神实体，而是在争夺和攫取支配其他人和其他共同体的权力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韦伯的共同体观念强调动态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因此民族国家也并非是民族观念的实现和完成，它仍然处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在民族共同体的观念上，韦伯认为共同的领土、语言、风俗和宗教并不足以形成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和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而是经济、利益，乃至权力斗争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最后，梁教授讨论了韦伯世俗共同体理论为我们破解当代共同体难题提供的有益启示。韦伯揭示了民族国家等共同体都只是在人类争夺有限的财产和资源过程中形成的暂时借口，而非本质化的、精神上的某种神圣价值。我们因此不应当将形成共同体的经济社会因素与共同体的情感象征乃至想象维度完全对立起来，片面地追求建立在族群、族裔、文化和民族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概念。梁教授强调，对于处在复杂国际形势之中的中国而言，我们迫切的任务在于阻止一种发生在共同体之间的争夺所导致的垄断性或者排他性的逻辑，进而为我们的国家在争取对世界资源的公平占有方面创造合法性和机遇。

梁教授基于对欧洲近代思想史的全面、深入考察，与听众们分享了对近代共同体理论的独到见解，启迪大家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进行了重新思考。梁教授带来了一场学术与思想的盛宴，令听众们受益无穷。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文/马一宁图/刘月洁、江若含)